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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在此次新冠疫情防控中发挥出积极作用。应对疫情，启迪控股董事长王济武撰写《中医的逻辑：周易与三螺旋》，带您回归本源认知中医。本文共分为“年中医的发生、发展与回归”、“易经与三螺旋”、“中医的生命结构：藏+象的双层统一系统”三大部分，今日刊发第一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
年中医的发生、发展与回归
中医始于《黄帝内经》。中华文明源自《易经》。和西方文明源自《圣经》不同，西方人能明明白白地阅读理解《圣经》。我们中华子孙却没几个人能看懂《易经》与《黄帝内经》。原因当然首先是成书太早，绝不是什么战国时代（战国的作品现代人都能理解），几千年前的文字字义与现代已经差别很大，甚至完全不搭界。比如《易经》中的“君子、大人、小人”，指的是王室、贵族、平民百姓。“小人勿用”的“勿”指的是军旗，成语意思本来指的是用军旗召集人民开会、祭祀、准备春耕、备战等。《周易》中，一个“包荒用冯”就把几百年后的孔子难倒了，更何况现在。商、周的文字刻在甲骨与青铜器上才得以保存，之前夏的经典用玉石，可想而知，书写用字只能简之又简，也必然带来歧义。《周易》任何一卦都是一篇理论、逻辑、历史事件案例齐备的论文，任何一个卦名都含义无穷。比如“乾”字就是一部天象；《蛊》卦就可以覆盖姜子牙的“阴谋修德”《文伐》12条，比中情局10条、希拉里7条更丰富。另一方面，现代人的肤浅，让我们过于低估了经历了几千年积累的文明总结（包括第一次产业革命；多次政权更替与战争；年复一日都天地的观察记录等）。其实现代的进步只是科学的进步，《易经》与《黄帝内经》的哲学思想远比现代人认识的高远并超前，包括三螺旋的思想、藏象生命系统等。自从《易经》《黄帝内经》形成后，一直在有效应用，却没有一个人能动摇这套理论框架，历史上的儒家、道家以及无数的名医的实践，仅仅对两经的某些条文多了一些心得，却没有按照实践与理论螺旋升级这个理论来升级两经。易经与内经在哲学上又是完全一致的。本书正是从回归理解二经的角度重新梳理中医学的逻辑。幸运的是，目前已经发现的各个版本的《周易》与《黄帝内经》，经文基本上是完全一致的，不同的是字的写法。回归原著，只以原著经文为基，将后世解读的象文之类忽略或只做一种解读参考，就可以找到本源。
《黄帝内经》包括《素问》、《灵枢》两篇，各81卷。《素问》侧重于讲藏象生命哲学以及人与天地的三螺旋关系，并细分阴阳五行、五运六气、五藏六腑、五谷五味、气血精神等，论述病因病理以及平衡调养。而《灵枢》则侧重于讲经络、针灸，更像专业技法的一部，或者是《黄帝外经》的一部。《易经》的原文与后世解读分列清晰，几千年里，后人只是在《易传》部分不断加入自己的理解。可以直接追本溯源。由于《内经》是集纳本，所以内容、编排上都有些混乱。后人添加与原本内容混杂。给研究《内经》带来了巨大困难。张仲景《伤寒论序》提示《素问》是原本。“感往昔之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阴阳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辩证》，为《伤寒论》，合十六卷。”《灵枢》作为书名，始见于唐代王冰《素问》注：“《灵枢经》曰，经脉为里，支而横者为络，络之别者为孔络。”后文详述，《灵枢》中很多内容与《素问》不一致，甚至恰恰是黄帝本人批评指正雷公的五过四失之类。《素问》强调“道”、系统论、整体论、平衡调养论，甚至明文“刺法”也只是和“按摩”“汤药”同类的调节平衡方法之一。《素问》的“道”与《周易》是一致的，只是一个适用于人体组织；一个适用于社会政权组织。可以推断：《内经》原文就是理论=《素问》+遗失部分。《素问》与《灵枢》不对应时，采信《素问》。
所谓正史记载的第一位职业医生是战国时期的扁鹊。扁鹊在诊视疾病中，已经应用了中医全面的诊断技术，即后来总结的四诊法：望、闻、问、切，当时扁鹊称为望色、听声、写影和切脉。《扁鹊见蔡桓公》体现的望诊与表里脏腑；治疗虢太子所用的砥石针刺法、汤药法等，都与《内经》是一致的。可以证明至少扁鹊以前，《内经》已经成型。扁鹊约生于周威烈王十九年（公元前），卒于赧王五年（前）。
“扁鹊”之名是古代医术高超者的通称。“扁”的金文就是门+围栏。杰出的医生治病救人，带来安康和快乐，好比喜鹊飞到门前院内。署名扁鹊（秦越人）所著的《黄帝八十一难经》，一般认为是根据扁鹊的脉诊等医术整理成书。实际是想解释《内经》中的疑难，后文会解读《难经》努力解释《素问》中“三焦”的难题。这也证明了，对《黄帝内经》的合逻辑的解读，在战国时代就已经是难题。周室密藏的《周易》《阴符经》《黄帝内经》《山海经》流散各国后，在各自的学习解读中，形成了老子、孔子、鬼谷子、庄子、屈原等。
在《史记》中记录下了扁鹊的“六不治”，包括：信巫不信医；骄恣不论于理；轻身重财；衣食不能适；形羸不能服；衣食不能适；阴阳并，藏气不定。其中“信巫不信医；骄恣不论于理”，包含着明确的科学与逻辑精神。近代一些学者，一方面号召不读中国古书，一方面又因为无知而攻击中医是封建迷信的“巫术”，十分浅薄可笑。甚至还基于学识不足，自以为是地扭曲妄解先哲的经典，而那就是老子说的“不知知，病”了。比如不懂中医与《周易》，不结合商周（姬子）、王莽、杨贵妃等代表的几个中华文明节点，不结合明清之际东西方文明的十字路口，怎么能看懂“字字血泪”的《红楼梦》。《红楼梦》以易学布局，全篇不断地用各种“药”提示反常（几乎都是假药错方），目的就是要在贾府这个没有一个新生命的炼丹炉中提炼出救治中华的神药“通灵宝玉”，“一除邪祟，二疗冤疾，三知祸福”。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笔者的另一专著《红楼大梦》。
《内经》形成于黄帝时期，但很少有人相信。一般认为《内经》“出现”在战国。这一点和《易经》很相似。《连山》易产生于夏或更早，基本被认可。它们都是帝王密学，根本不外传。孔子看到《周易》的兴奋可想而知。因为王子朝奔楚等原因，周室典籍才得以流散。得到一枝一叶的就成为诸子百家。老子是周室图书馆长，有便利。《内经》中有一段文字与《老子》几乎完全相同，意境也一致：“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老子》第八十章：“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描述了老子理想中的“小国寡民”“无为而治”的社会图象。《黄帝内经》：“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故合于道。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道德经》文风类似格言警句摘抄，每一句都是结论和观点，没有中间论述。这在古代经典中是独一的。《道德经》另一个特点是书中没有任何时间、人物、事件，这在各国哲理书中也是独一的。《道德经》的哲理与《周易》下经以及《阴符经》也高度重叠。据以上3点，完全可以推论：老子担任周王室图书馆长期间摘抄提炼了《周易》+《阴符经》+《黄帝内经》等=《道德经》。
《列子·汤问》中有偃师制作机器人敬献周穆王的故事，偃师机械人应用的物质+五藏原理与《内经》完全一致。第一说明偃师时代已经掌握《内经》理论；第二也似乎说明古人在说“人”是什么，如何构成，甚至是被制造的。
周穆王西巡狩，越昆仑，不至弇山。反还，未及中国，道有献工人名偃师，穆王荐之，问曰：“若有何能？”偃师曰：“臣唯命所试。然臣已有所造，愿王先观之。”穆王曰：“日以俱来，吾与若俱观之。”翌日，偃师谒见王。王荐之曰：“若与偕来者何人邪？”对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惊视之，趋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顉其颐，则歌合律；捧其手，则舞应节。千变万化，惟意所适。王以为实人也，与盛姬内御并观之。技将终，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待妾。王大怒，立欲诛偃师。偃师大慑，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会革、木、胶、漆、白、黑、丹、青之所为。王谛料之，内则肝、胆、心、肺、脾、肾、肠、胃，外则筋骨、支节、皮毛、齿发，皆假物也，而无不毕具者。合会复如初见。王试废其心，则口不能言；废其肝，则目不能视；废其肾，则足不能步。穆王始悦而叹曰：“人之巧乃可与造化者同功乎？”诏贰车载之以归。夫班输之云梯，墨翟之飞鸢，自谓能之极也。弟子东门贾禽滑厘闻偃师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终身不敢语艺，而时执规矩。
如果列子记载的偃师造机器人后人觉得太离奇。那么《黄帝内经》偶尔透露的他们对地球被大气包围着的知识是不是打破了西方科学史的忽悠？《黄帝内经?素问?五运行大论》：
帝曰：地之为下否乎？
岐伯曰：地为人之下，太虚之中者也。
帝曰：冯乎？（靠，凭借）
岐伯曰：大气举之也。（“下”而“举”，且“太虚之中”，地只能是圆的、包着大气层、悬于太空）
《黄帝内经·灵柩》里明确记载的血液循环理论比17世纪英国人哈维早了多少年？区别是《内经》的“脉”附加了如河流网的开放蔓延能力。“脉”包含了血管的结构、路线、功能，但是“脉”不是完全封闭的管，而是离开“脾”等的控制也会漫延。后文详述，《内经》的五藏不是五脏，脾藏不是脾脏，藏看不见。“心”不是心脏，解剖的心脏是“心包”。
《内经》建立的生命哲学与医学在自然观、平衡观、系统论、整体论等方面远远超前：
1、发现人体经络体系，开辟用针灸、按摩等物理刺激方法从体部治病。这一点是已经被“科学进步”验证了。因此，超前。
2、建立了人体外观特征参数与人体系统内部状态信息之间的关系。望闻问切通过人体外观特征参数推断系统状态。
3、通过调节五藏平衡、气血平衡等，以系统平衡态防病和治病。
4、用六气地理生万物认识地上环境的无数天然物质，选出了单个药材药性清晰、整体完备的中药体系。
其中2、3在中医的实践中被广泛长期验证；在系统论、量子科技、区块链技术等进步后，越来越被科学验证。4完全吻合基因科技的进展以及“基因、环境、生物体”三螺旋，而不是简单适应的理论。但是，虽然六气地理能够解释中医选药材的逻辑，神农们如何测试无数种自然材料，仍然是个谜。比如，葛洪选用重庆等湿热地区出产的青蒿治湿热病（疟疾是一种）可以理解，但是“渍”这种古代的冷萃取方法并不常规与汤药煎熬等。
《五帝本纪》记载五帝的功业，都有教化，“治气”“养材以任地”却从黄帝的孙子颛顼开始。黄帝“淳化鸟兽虫蛾”，颛顼“治气以教化”，帝喾“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尧“能明驯德”，舜“使布五教于四方”。《礼记·五帝德篇》说：“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
《国语·楚语下》对中国早期历史之描述，围绕着民、神关系展开。颛顼之前，是个《黄帝内经》与《老子》等都描述过的美好时代“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而后使先圣之后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禋洁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为之祝。使名姓之后，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
“古者”，正是少昊盛世。后来九黎兴起，民、神杂糅。在此时代，“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神灵不成为神，民众则妄称神意。民众不敬畏，不能自我约束，放纵欲望相互冲突，因此不能尽其天年。这个时期是中华文明文献记载的第一次乱世。于是有了颛顼“绝地天通”与《尚书·吕刑》记载尧发扬颛顼之德，恢复敬天，再度“绝地天通”。颛顼时发生的大事“绝天地通”，即天地分离。从此神完全离开人间，黄帝也飞天了，将帝位传给了颛顼。《尧典》记载：“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颛顼以句芒为木正、祝融为火正、句龙为土正，就是五行之道治天下。他严格遵循轩辕黄帝之道，重归太平。中原直至颛顼才形成各民族真正统一。颛顼历一直用到汉初。颛顼“治气”，就是以气修身养生治病，以“治气”之道治天下。这不就是《素问》吗。儒家的“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来源于此。《荀子·修身》:"以治气养生，则身后彭祖。"《韩诗外传》:"君子有辩善之度，以治气养性则身后彭祖。"颛顼同时“养材以任地”，即不同地理养育不同万物，也包括不同地方出产不同“气”的药材，这就是《素问》的风火暑湿燥寒六气论。总之，颛顼时代已经以“天气、地气、人气”为中心形成天地人三螺旋的初步思想结构与实践应用。推断：颛顼时代总结了黄帝等人的修身治国实践，归纳为《黄帝内经》。类似周公归纳总结了文王、姜子牙、武王等人的思想与商周时代农业革命、政权革命的实践，修订了《周易》。周人自称黄帝直系，在周朝修订《黄帝内经》也非常可能，《周礼天官医官》的一些语言与《素问》都是一样的。
孔子赞美帝尧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黄帝、颛顼、帝尧反复努力，天的崇高与伟大被人发现，“唯天为大”，也就是说尧坚持了颛顼对“天地人，气”的认知，并明确“天”是决定性的第一性。孔子以为，尧确立华夏中国之治道，故《尚书》始于《尧典》。《尧典》记帝尧“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孔子思想侧重社会治理，他是说，帝尧是第一位将天地人哲学完整应用于社会治理的领袖，而且确立了“受命于天”的合法性。
可见“绝天地通”之后，颛顼“治气以教”，依伍德、定历法、分九洲。而帝尧侧重完善社会治理。就社会治理而言，“法律”至关重要。中国司法鼻祖皋陶是与尧、舜、大禹齐名的"上古四圣"之一，帮助尧和舜推行"五刑"、"五教"。《尚书?皋陶谟》记皋陶法则与五行五藏已经一致：
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敦哉。
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同寅协恭和衷哉。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黄帝、颛顼、尧、舜时代，华夏共同体有一次人文爆发。《黄帝内经》应当至少从哲学上成熟于这个时期。比如“五运六气”，仅仅《素问天元纪大论篇》中就至少记载了两处证据：一是“鬼臾区曰：臣稽考太始天元册文曰：太虚廖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总统坤元”；二是，“帝曰：光乎哉道，明乎哉论！请着之玉版、藏之金匮，署曰天元纪”。黄帝时代，用玉版刻字书写应在甲骨、青铜之前；而鬼臾区（大鸿）就是教会黄帝五行的人。他自己说来自更早的《太始天元册》，足以证明历代的积累。《太始天元册》在《黄帝内经》中还出现了两次，另一处在重要的《素问·五运行大论》：“臣览《太始天元册》文:丹天之气经于牛女戊分，黅天之气经于心尾己分，苍天之气经于危室柳鬼，素天之气经于亢氐昴毕，玄天之气经于张翼娄胃。所谓戊己分者，奎壁角轸，则天地之门户也。夫候之所始，道之所生，不可不通也”。
文字与与思想的成熟，必然经历一个长期演化的过程。中文不可能突然出现成熟的甲骨文，必然由结绳记事、仓颉造字之类演变发展而来。《夏易连山》《黄帝内经》也不会突然出现。他们的起源更早。最早就要上推到伏羲。演变过程中离不开“巫”。
《黄帝内经》《素问·移精变气论》第十三：
黄帝问曰:余闻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今世治病，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或愈或不愈，何也?
岐伯对曰:往古人居禽兽之间，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内无眷慕之累，外无伸宦之形，此恬憺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药不能治其内，针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当今之世不然，忧患缘其内，苦形伤其外，又失四时之从，逆寒暑之宜，贼风数至，虚邪朝夕，内至五脏骨髓，外伤空窍肌肤，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也。
“惟移精变气，可祝而已。”的“祝”就是“祝由科”。"祝"者咒也，"由"者病的原由。祝由之法，即中草药+符咒禁禳来治疗疾病的方法。"祝由"源自上古巫医，包括禁法、咒法、祝法、符法。唐代开始官方还开设了专科。祝由治病不用药或少用药，而用祝由师的意念、符咒产生的气场来治病，因此对祝由医师要求很高、很严，有很多戒律必需遵守。《论语》时代也说：“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内经》明确祝由要求“治之极于一”，“闭户塞牖，系之病者，数问其情，以从其意。得神者昌，失神者亡。”祝由医师清净斋戒百日，目的是使内心平静，心无杂念，意念专一，纯正无邪，方有疗效。这是治病的先决条件。没有相当的修炼功底+状态，"画符念咒"治病是骗人。祝由对病人要求也很高，《黄帝内经》也说了，只完全适用于远古，“往古人居禽兽之间，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内无眷慕之累，外无伸宦之形，此恬憺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药不能治其内，针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
美国杜克大学的赖恩博士是超心理学创始人，他将人类心灵能力分为四类：遥视、传心术、预知、心灵致动。《心理范畴》记录了赖恩在妻子路易莎和同事协助下进行了几十万次的实验。赖恩发现心灵能力的发挥需要有利的环境，需要处于轻松的、最自然的状态中。超心理实验有很不可思议，如心灵感应（以心传心）、正梦（梦到将发生的事实）等现象。实验结果证明人心有一种感觉器官不具备的的超感觉，同时证实有支配物质的能力（念力）。天主教的圣女等宗教修行到一定程度，能以意念驱使他人。最显著的例子，印度僧人以瑜伽气功修行，达到三昧境界后，具备念力治病与超感觉的洞察力。自然，赖恩导入非物质要素的结果，就与既存的科学思想矛盾，引起心理学者、物理学者与数学者等多方面激烈的辩论。结果是承认他的实验并没有错。这项研究由美国军方出资，仍在继续深入。前苏联以及俄罗斯在这方面也大量投入。我国由钱学森推动曾在清华大学专门研究，然而因为社会上大量“巫术”而被质疑。在《素问》中黄帝多次阐述“天地人”之道，是“圣人”或“神”人的先决条件，而不是邪术。以笔者个人经验，有一个简单的辨别方法：没有足够的古文献学识+重点大学以上的数理逻辑能力，作为必要条件（离充分还很远），绝不可能读懂《易经》与《素问》；朱熹以后不存在多少代家传的易学与古医学。不具备此条件的，打着《易经》与《内经》旗号的都是骗子。
《礼记·礼运》记载：“王前巫而后史，卜巫鼙侑，皆在左右。”古代帝王的左右手一是史史官；另一就是巫，而且巫比史高。《诗经·大雅·文王》：“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孔子：“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通过巫、觋决定人间事务。巫觋的功能是降神代言。巫觋不同于西方学说之巫师，不是通过嗑药舞蹈等手段进入迷狂通灵。而是保持专一诚敬，“其聪能听彻之”，神借巫觋之言说出来。远古到春秋巫师们都是最杰出的综合人才，是一切文化的掌握者、传播者。是科学家、音乐家、文学家、星占家、哲学家等。整理《周易》的“元圣”周公根据记载也是，至少兼职。他至少两次用祝由为武王、成王祈祷治病，都有疗效，一个好转、一个痊愈。《广雅》：“上医殳下酉，巫也。”中国古代的巫与医合而为一。从《山海经》开始，古籍中几乎都有记载巫与医药有关，例如《大荒西经》记载：“大荒之中……有灵山，巫咸、巫即、巫~（左月右分）、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海内西经》记载：“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挟~（上一穴下一契）~（上一穴下两个瓜）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拒之。”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操不死之药”。《山海经》还记载了大量的草药，它也可认为是中国第一部药典。其中许多给药途径与目前中医基本相同。
上古时代，黄帝以前的历史资料十分贫乏，韩非子、庄子、列子、管子、孔子等都有过记述，但都只有零星记载。孔子根据其价值观，不光删了更多的诗经，而且他删改史书，也遗漏了更多原版资料，所以才有《逸周书》，现代考古反而证明了其中很多史实。司马迁《五帝本纪》对黄帝以前的历史也因为缺乏系统资料记载较少。伏羲比黄帝更古老，是真正的中国祖先。八卦就是他的发明。因此《黄帝内经》的哲学可以追溯到伏羲。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内容也采自诸子杂书中的遗存，补充《史记》等“正史”遗漏的史事，更明确记载：“伏羲氏…乃尝百草而制九针，以拯妖枉。”伏羲氏是中医最早的发明人，是中医药学基础理论的奠基人。《黄帝内经》、《伤寒论》均以八卦作为生命哲学阐述生理、病理、医理。基于阴阳八卦的哲学，人与自然相统一的整体观与系统论，不仅成为中华千年文明之根，也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之根。古人正是以这套生命哲学来认识人体所发生的一切病理变化。《黄帝内经》《伤寒论》均以阴阳八卦作为生理、病理、医理的理论基石。
最晚到周代，祖先已经建立了完备的国家医疗制度。据《周礼天官》载，冢宰属官有医师(卫生部长兼导师)、食医(掌调饮食)、疾医(“掌养万民之疾苦”)、疡医(外科)，还有兽医，这是人类历史上记载官医的最早分类。“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疡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杀之齐(剂)。”杀就是用腐蚀药清除坏死肌肤。周医“府”主管财务、药物和器具等；“史”主管文书和医案档案等；“徒”类似护士与杂工。食医和疾医为中士，疡医和兽医为下士。“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是对医生疗效年终考核。“十全”就是黄帝与雷公讨论的追求目标，包治百病。“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人于医。”医生书写死亡病例报告及治疗过程记录，并归入“史”管理。可以推知，周代已经建立了已知最早的病史记录。《周礼》记载的很多专业语言与《内经》很类似。如“以五气、五声、五色眡其死生。”“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凡会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梁，雁宜麦，鱼宜蓏。凡君子之食恒放焉。”“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窃。凡有疡者，受其药焉。”“人之喜怒阴阳，运与荣卫之间，交通则和，有余不足则病。”
《黄帝内经》，叫“内”，是讲解身体内部的。应该有对应的《外经》，或者讲天文地理，就是《山海经》；或者讲各种药物药性，可能就是《神农本草经》或者叫《炎帝外经》。
《神农本草经》托名"神农"，是中医的第一部医药学本草著作。思想与易学八卦一致。载药味,取法一年天，一天一味。三品分类分上中下三部，上部法天无毒以养生，下部法地有毒以攻玩疾，中部法人有毒无毒以治平常之病。上品种，无毒。大多属于滋补强壮之品，如人参、甘草、地黄、大枣等，可以久服。中品种，无毒或有毒，其中有的能补虚扶弱，如百合、当归、龙眼、鹿茸等;有的能祛邪抗病，如黄连、麻黄、白芷、黄芩等。下品种，有毒者多，能祛邪破积，如大黄、乌头、甘遂、巴豆等，不可久服。这是我国药物学最早分类法，为历代沿用。《神农本草经》中提出了君臣佐使的药物配伍组方原则。上品药为君药，中品药为臣药，而下品药为佐使药。组方比例可按照一君、二臣、三佐、五使或一君、三臣、九佐使。药物配伍相互间会产生不同的反应。《神农本草经》总结了七种关系，包括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恶、相反、相杀等，即"七情和合"。
《黄帝内经》涉及七个人物，即黄帝、岐伯、伯高、少愈、少师、雷公、鬼臾区。《黄帝内经》中的“著至教论”、“示从容论”、“疏五过论”、“征四失论”等多篇，都是以黄帝与雷公讨论的。历史上托名雷公的医学著作有《雷公药对》。《雷公药性赋》是一部在民间流传且具影响的中医药学入门读物。使文字艰涩的中医更浅显易懂,并朗朗上口。其属名为金代名医李杲。书中分寒性药66、热性药66、温性药54、平性药68；同时以18反、19畏大致延续了《神农本草经》的分类法与组合原则。可视为简化版与通俗版。《雷公炮炙论》为我国最早的中药炮制学专著，原载药物种，每药先述药材性状及与易混品种区别要点，鉴定其真伪优劣。原书已佚，其佚文多存于《证类本草》中约余条。《雷公炮炙论》记述净选、粉碎、切制、干燥、水制、火制、加辅料制等法。此书对后世影响极大，历代制剂学常以"雷公"二字冠于书名之首。
与各民族的自然药一样，中医也通过自然观察发现药物疾病。首先是根据五行六气地理论推断实验。比如，甘是土味，而且甘草色黄为土之色，因此甘草得土气最厚，具有土的特性能解百毒。另一种是和其他民族一样，通过观察动物自救的本能与方法复制试验。据说黄帝专门派人收集动物自救的方法借用总结。老虎中毒箭后会食用清泥来解毒；雉被鹰在空中抓伤后找地黄叶贴伤口。老鼠中毒以后会找泥汤喝就没事了。蛇怕白芷，有白芷蛇都不敢去。因此发现白芷能解蛇毒。狗爱吃骨头，狗的涎液能软化骨头，所以骨头卡喉用狗的涎液。蜈蚣有毒，而鸡爱吃蜈蚣，这说明鸡克蜈蚣，所以中了蜈蚣的毒用鸡的涎液治。蝎子也有毒，而蜗牛能吃蝎子，所以被蝎子蛰用蜗牛捣敷患处痛立止。神农氏误尝断肠草而死。古人发现羊吃这种草不但不死还肥。能解断肠草毒的就是羊血。
“神农尝百草”版本最早见于《淮南子·修务训》。还有一个版本是“神农鞭百草”。《史记·补三皇本纪》记载“神农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赭为红褐色，“赭鞭”是条红色鞭子。《搜神记》卷一：“神农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穀。”炎帝先用“赭鞭”抽打草木，初步检测，再去品尝药性，更有合理性。
中医针灸的历史也很早。《黄帝内经》多次提到“九针”和砭石针。九针是九种细针。砭石不是九针，是另一种石制医材，针刀两端，可刺可割，最早大约出现于八千年前。早在《山海经·东山经》也有记载：“高氏之山……其下多箴石也。”唐代颜师古注：“箴所以剌病也。石谓砭石，即石箴也。”《素问·异法方宜》中记载：“砭石从东方来。”内蒙古多伦头道洼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中国第一枚砭石针，石针长4.5厘米，一端有尖峰，另一端是用来切割的扁平弧刃。在山东微山县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上，发现了半人半鸟人手持针具，佐证了上述记载。广西武鸣县马头乡两处商周墓葬群，也发现了长3厘米，宽0.6厘米，厚只有0.1厘米的扁长方形的青铜针，针尖非常短。是一把手术刀、铜针的结合物。“九针”和砭石针不是现代的注射针，它只用于针灸。没有经络，就没有针灸。以上文献以及考古证实，针灸以及与之相关的经络“发现”的更早，到《灵枢》成文（战国），已经十分成熟完备。针灸与经络要么就是来自史前或非地球文明；要么就得承认中华医学有更长更长的科学研究实践历史，特别是经络本身看不见，只有活人才能感知存在，尸体解剖永远不存在，当然找不到。如果承认中华医学的科学史比年更长，而且比近现代更超前，那意味着人类历史应当重写。
《素问刺法论篇》看篇名，误以为是讲针灸治病。实际是在“五运六气”基础上将防病防疫（也间接验证了针灸在那时已经并不“神奇”）。《内经》与《伤寒论》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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