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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大师班于1月9日拉开序幕。
第一场大师班邀请到了四位青年导演：韩天（《你的婚礼》）、韩帅（《汉南夏日》）、敬然（《落地生》）、梁鸣（《日光之下》），共同参与本次大师班的对谈。本场大师班以“电影是对时间的凝视”为主题。王小帅导演回顾了自己的创作经历，分享了具体的电影创作技法，以及重申了对电影的坦率态度。
现场以一段导演的影片混剪作为开头，带领观众进入王小帅“薄薄的故乡“。
以下为大师班现场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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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雪
各位嘉宾、媒体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第三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大师班活动现场，我是白雪，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和大家相聚在美丽的三亚。
从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开始，每年大师班系列活动都邀请国内外大师级影人共同分享他们的电影创作技法，揭开电影幕后秘密，与现场的青年导演一起交流创作中的故事和经验，今年是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大师班的第三个年头，本次大师班的首场活动我们迎来了电影导演王小帅导演。
王小帅导演从影二十余年，执导了十三部电影长片，多次入围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并屡屡斩获大奖。从年的处女作《冬春的日子》开始，王小帅导演就发现了电影的秘密，无论是《十七岁的单车》还是《我11》，一直到最近的《地久天长》，他都在自己的作品中梳理着时间，凝视着时间，在小帅导演的电影里，有着他独特的个人生活印记，比如对三线记忆的雕刻描摹，他也通过对这些记忆的回顾，重新抒写了这段记忆所栖息的那段历史。
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今天大师班的主讲人——王小帅导演。小帅导演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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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帅
大家好！没想到有这么多人，这么隆重，我尽量跟大家多聊一聊。
导演王小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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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雪
我应该管您叫声师叔，因为我的老师就是03级的导演系老师王瑞，跟您是一个班的同学，我今天实际上也很紧张，但我觉得更多是来向前辈请教问题。最初您的两部电影《冬春的日子》和《极度寒冷》都是以艺术家为主角的，当时是什么样的原因促使您拍摄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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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帅
我年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中国在那个阶段还是有分配制度的，一毕业了要分配到一个电影厂，然后你到电影厂里慢慢实习、慢慢工作，有可能在多年以后会执导一部电影，是那样的一个传统，所以我就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了福建电影制片厂。
我发现到了福建以后，情况不如我想象的那样，因为当时第五代导演已经横空出世了，他们成长的路径就是从小厂，广西厂、西影厂这样的厂突出重围，执导了到现在为止都非常经典的电影。所以我到福建以后，我想有可能能够重新沿着他们走过的路，因为福建厂也是小厂，在那个年代拍电影的都是有指标的，是计划经济，福建厂当时一年有一个指标，意味着这个电影厂一年允许拍一部电影，如果你成绩很好或者很有资金，有可能会申请到第二部，因此我去了以后信心满满，觉得从电影学院学习到了一些东西，而且自己又年轻，有对电影的热爱和热情，到那儿就可以开拍了。
但是现在想想还是年轻，想法太简单，因为一个电影厂虽然人不多，但它一年只有很珍贵的一个指标，怎么能够放心给一个刚刚毕业的年轻人，虽然那个时候第五代已经有了这个历史，所以我就在那呆了一段时间，也跟着实习，做过场记，但是后来还是不行，觉得这样下去有可能青春被耽误，于是就只身一人偷偷溜回了北京。
其实现在想起来我算是第一代的北漂，在北京有十年的生活和学习的经历，一旦离开再回去就是一个外来者，那么庞大的北京已经没有你的立足之地了，所以那个时候，别人拿一个很奇怪的眼睛看你，你不是去福建了吗，怎么又回来了，我的内心就觉得，我要找一个我在北京呆下去的理由，就好像我不是赖在这里的，那我要做什么才能够证明我的价值，所以就回过头思考电影。
我当时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我从中央美院附中毕业之后就没有画画了，我也可以重新画画，但是我想我其实最爱的还是电影，所以就想着还是回到电影，只有自己手里有一部电影，才能成为我在北京呆下去的一个身份证。
就像《十七岁的单车》里的小贵到了城里，我有自行车了，我有吃饭的工具了才可以在这儿呆下的感觉。怎么开启这第一步，我什么都没有，没有住的，没有吃的，没有钱，就一个双肩背，找到的都是我们曾经是电影学院的同学，或者一开始在北京玩的伙伴，还有就像刘小东、喻红在附中时持续的友谊，我的目光最远就只能到这儿了。我已经没有能力去穿过这些朋友看到更远的方向，所以直接就想到刘小东、喻红这些最亲近的人。
就像我们绘画当时说的做模特，你就是我们的模特，我来画你，我来拍你，这是当时最原始的一个想法。恰好因为他们是画家，离我的生活又很近，美院附中的生活历历在目，就开启了第一部《冬春的日子》。
后来我想解决第一部电影遗留的很多遗憾，于是就又开启了第二部《极度寒冷》，同样在那个时候，我的眼光也是穿不透这些，因为资金和实力以及周边的资源都不够让我去制作一部貌似非常正规的电影，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说，好，我们就像新浪潮一样做手工作坊，一点点做，就又开启了第二部，而且第二部恰恰又是当时年发生的一个真实的事情：一个行为艺术家自己把自己给杀死了。当时影响和传播很大，我结合着当时自己的心情，觉得很压抑，就又做了一个《极度寒冷》。
所以这两部电影都非常巧合跟艺术有关，也就是跟自己的成长经历有关，同时也就跟自己能够触及到的最远的距离有关。在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们拍《冬春的日子》和《极度寒冷》的时候，我经常问自己，也有一些亲近的朋友问我，我们这是叫拍电影吗？因为我们班同学有好多是热爱电影，看到这种真正的电影的片场就会很兴奋，有升降机、灯光、摄影机，觉得这才叫拍电影。
而我们那时候，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就会自我怀疑，然后我也是那个时候一遍一遍的问自己，一遍一遍给自己暗示，是，我们可能没有这么大的规模，没有那么好的设备，没有那么专业的团队支撑，可是我毕竟是用摄影机按了开关，转动的是胶片，我拍摄的对象也在努力的演绎我的想法和剧本，所以我认为这就叫拍电影，只是程度不一样。
我们这个电影叫喃喃自语的电影，就是自己跟自己叨叨，自己问自己，自己怀疑自己，当时可能就会被认为是小我，觉得你们总是把自己拿出来说事，这不叫电影，我们传统认知里电影导演和作者都在摄影机后面，是把摄影机对着外面拍外面，拍工农兵，拍社会，拍这些，这叫电影。
中国过去的传统是不允许把自己一个创作者的内心拿出来的，我就觉得，好吧，我没有办法拍出去，我就把摄影机转过来拍我自己，把我自己也当成这个社会的一分子，我也在生存着，我也在生活，我也有我的思考，我有我的困境，这样的情况下我开始所谓自己拍自己的独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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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雪
我听完觉得有一个东西其实是特别触动我的，我相信每个青年导演做第一部作品的时候内心当中有一股劲，非拍不可得那股劲，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在一个杂志上也看到过《极度寒冷》的故事，我其实挺羡慕那个年代的，我是年的，九十年代还太小，但我们其实经历的已经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从大学开始是年初的阶段，其实整个社会已经趋于稳定了，我觉得九十年代的中国其实是特别迷人的一个时期。
A
王小帅
对。我们曾经有一本书叫《我们的八十年代》，阿城他们回忆的，这一下就勾起了包括我自己的感慨，我觉得六十年代中期或早期出生的这些人，真的非常幸运的，很稀有又很幸运，我们的青春刚刚开始成长的时候，中国正好进入到改革开放的阶段，自己在青春懵懂的时候，价值观和人生观开始慢慢有一点想法的时候，正好经历了整个八十年代的十年，现在很多那个时代的人回忆起八十年代的那十年都有感慨，都说可能这是中国最好的黄金十年。
在这个十年里，有我们的长辈，比我们更成熟更年长的一些人已经进入社会，已经在输出他们的东西，已经在创造属于他们的东西，而我们在后面其实就紧跟着，所以很幸运没有被这个十年落下。
而且这个十年里，过去的中国的整个教育是从欧洲、前苏联过来的，那个十年开始，欧洲或者美国这些信息和这些思想体系开始进来，打破了东欧和前苏联的一个简单的二元化的思想体系，所以我们读书的这十年正好两边都在接触，让自己像一个刚刚睁开眼的孩子看世界一样，所有东西都是那个瞬间爆发出来。
到了我们毕业以后，进入到九十年代，就像你说的趋于平缓，落差是比较缓的，但所有的八十年代的热情，所有那个时候的思想，所有那个时候非常自由奔放的激情还在，一直流淌到九十年代末，自己正好赶上九十年代初，所以思想里攒的那些东西，青春期的那些冲动，那些所谓的自己的想法和愤怒都在那个时候爆发出来了，同时又赶上社会允许这一切发生和表达，我自己非常幸运经历了这两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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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雪
可能在一些不同时代成长背景下的创作者其实是时代影响了你们，你们也通过作品又在影响后面的一些年轻人，在您的作品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就是提到的三线建设，我相信可能现在对于90后或者00后甚至我，都会有点陌生，我今天也准备又去看了一下《青红》之前的一些背景资料，很想听听您说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哪些东西塑造了现在的您，这段成长经历您有什么想分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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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帅
所有经历过三线的人，不管第一代第二代到第三代，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一种情感的凝聚，就觉得我们是三线人。
一说三线人，很多大的结构就出来了，比如三线人最大的困惑就是他们的家乡感流失，他们离开了自己本应有的家乡，空降到一个地方，可能以为几年以后就可以回去，没想到一辈子回不去，下一代在那儿，下下一代也在那儿，在这样的情况下，三线人一种特殊的情感密码，这个情感密码联系在一起，互相一看，从生活习惯大家都了解那段历史。
可是这个情感密码基本上就仅仅存在于三线人之内，出了三线人，别人是不了解的，甚至出了我们这个厂区到贵州市里面，他们都会觉得“他们是那些人”，时间长了他们甚至觉得也挺可怜的，仅仅存在于这种民间的说法。
但是我的成长过程就是说我的父母也是三线人，我也同样经历了这种困惑，我不知道我是哪里人，我的归属地是哪里，在这个过程中，我慢慢的有一种不服气，就是说很多的三线人到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慢慢都不说自己曾经有过这么一段经历，因为他们觉得这段经历对以后人生的发展没有好处。
还有就是国家的层面，大家都知道知青、北大荒、新疆兵团是中国建国以后变化的大的板块，但是唯独三线，因为它是军工企业，属于保密，我们的很多工厂都没有名称只有代号，所以大量的，上千万的人没有被提及，我出来之后内心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我要告诉别人我们是那个地方的人，而且现在这么多人还在那里，还在经历着一种非常特殊的，别人不了解的人生，甚至别人了解了以后也不可思议的一个经历和人生。
我要把它表达出来，所以这就是我后来有幸当导演了，拿起了摄影机拍了这几个电影之后，我内心深处说有朝一日我一定要把关于三线的事情放在电影上，期间也经过了很多次的反复，去了不成，去了不成，很多次。直到年，从我第一次拍电影到那个时候也十年了，当时我们的上层就说中国的电影从事业化的单位改成企业，接入市场，用市场的东西来做电影，好像给了我一个转机，你现在可以拍电影了，好好的拥抱市场，拥抱这个改革，所以我就把积攒了很多年的想法和剧本拿出来。
那个时候《青红》最早还叫《美好的愿望》，我是根据奥古斯特写伯格曼《善意的背叛》来的，其实这个就是我所期许的，那么多人为了整个三线支内过去，我真的希望给他们一个祝福，给他们一个真正美好的愿望，于是在那个时候就拍了。
那个时候非常艰难，我几次去到贵阳，看到周边都在变化，所有的楼盘都在盖起来，道路在建，包围了这个厂的都在变化，我心里非常的焦急，那个时候中国电影还不像现在有很好的工业体系，有很好的技术支持，我想如果再不拍的话，我就完全拍不了它，它就完全从我的生活、记忆还有地球上就抹平了，所以我就咬着牙，我发现我自己每次拍电影都是咬着牙，特别愣头青一样的，要把这个事情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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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雪
电影有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功能，能够记录下来一个时代的特征，在很多电影作品当中，其实它是把那个时代牢牢地给凝固住了，您觉得在您的个人记忆和大众的记忆当中，您刚才说到比如三线建设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没有被那么放大的记忆，您觉得在这当中您如何找到那个和大众去交流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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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帅
这也是我做电影一直在想的问题，也经常被提到。你要找到大众的那个共同点、共情点等等，我觉得这是电影成功最基本的底线，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找不到怎么办，或者它本身就很特殊怎么办，我就把它当成一个特殊的电影拍。
三线这样的电影一开始拍出来，包括现在来说，大家提起来也会质疑，你老弄三线干嘛？看的人不会多。我只能不考虑这个事情，我只能说这个事情是我要说的，这段历史这段现实是我要表达的，我必须要把它说出来。因为我眼睁睁看着父母从一个二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把青春放在那里，把自己的专业扔到一边，就这么一辈子下来了。
我觉得像我父母这样的人比比皆是，我们之间的邻居、同学的父母都是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如果他们留在上海、北京这样的地方可能能够发挥出更好的技术优势，但到那里以后，虽然对西部建设很有好处，但对他们个人的成长、个人的才华的发挥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我眼睁睁的看他们变老。
现在很多人已经去世了，他们就被埋在当地，这样的一段历史我觉得不做我心里过不去。当时我也是环顾一下四周，在几千万的三线人群里面，称得上是做导演的，当时就我一个，这个事我不说就没有办法再说了，而且这一说就说三个，为什么说三个？因为它不是一个阶段性的东西。知青是有阶段性，当然知青里有很多已经留在了当地，结婚生子成家，有些过了一个阶段他就回了城，但是三线人不是阶段性，它是延续的，一代人、第二代、第三代这么延续的，别说拍三部，如果现在还有可能的话，我还可以再继续，因为我们这代人已经做了父亲，他们的孩子在成长。
我去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我又发现了是一种完完全全的，对三线的一种新的认识，你现在问他你是哪里人，现在十几岁的这些孙子辈的人百分之百是盯着你看，他根本无法回答，他的眼神要找自己的父母，找自己的爷爷奶奶，确认这个问题怎么回答。有机会我还会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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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雪
这个我觉得特别有趣，因为我在做《过春天》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小众的社会人群，就是跨境学童，当我问到他们是哪里人的时候，他们的眼神确实也会躲闪，我觉得每一个个体的身上就是带有一个时代的烙印，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当中，它既是个人的也是一个时代的，所以可能您笔下写的那些人物本身身上就是在那个时代的背景当中去生活的，所以他一定会把整个大的东西都会带出来。聊聊您最近新的作品《地久天长》，这个作品其实是非常有时间跨度的，三十年的跨度，据说是您的家园三部曲的首部，在这部电影当中您怎么样定义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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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帅
三线这个事情做完了以后，最大的问题又摆在我的面前，我继续往下是怎么创作，因为我可以保持一个最初心的时候，最年轻的时候那种冲动去做一个电影，或者有冲动性的、刺激性的题材让我去做一个电影，我从这个社会的任何一个层面去切入都可以。
但是慢慢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的岁数一点点长大，经历了所有的一切，看到了所有一切，我觉得我还是需要把眼睛放下来，把三线之外的历史以及我们现在中国人，普通的中国人所经历的所有这一切，把它去说一说，不然某一个切面某一个层面来看，可能自己已经不是那么年轻了。而且自己的眼光是可以放得更远了，不像一开始，我只能看到我的近亲的朋友，现在我可以看得更远，思考得更远，所以我就决定去做后面的三部曲。
当然了，家园三部曲也是有关我们中国人，我们的家乡的概念，我们的土地概念，我们的身份的概念，这些都是我们中国人普通人所经历的，可能现在年轻人不太了解，但是从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这些人的成长过程都是这样的，每个人都背负着时代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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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雪
包括我也是这样，我等于父母是从大西北九十年代初到的深圳，所以我六岁到的深圳，我那时候就在问我是哪里人的时候，我也有点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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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帅
他们说家国其实我不同意，我没有那么多的家国情怀，我还是聚焦于我们普通的家庭，因为我觉得个人组成家庭，家庭最后多了如果成为国家也就是国家了，家庭是最基本的细胞，最基本的元素，所以我聚焦于他们。
虽然被人家说成一个大的历史，大的史诗，其实我盯住的是几个人，一组人去表达，而且这个表达确实要脱开了三线，虽然我还是弄工厂，但是我没有强调它是三线，因为我知道除了三线之外有很多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中国，比如我们包头的钢铁厂，还有武汉上钢厂，其实全国支援的人非常多，他们也是离开自己的家乡家园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生活，这样的环境就被我放大了，被我继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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