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冻疮正规医院 https://m-mip.39.net/disease/mipso_5422047.html今天刚刚读完《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这本书几乎全部是关于诗人曼德施塔姆的，正是这本回忆录复活了这位伟大的因为诗而被扼杀的诗人。
感想什么的，就不多写了，摘抄一下我喜欢的一些句子和段落，这些并不是按照阅读顺序排列的，这些内容全部来自Н.Я.曼德施塔姆著的《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由刘文飞翻译。
小时候，在阅读与法国大革命有关的书籍时，我常常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能否在大恐怖中保全自己。如今我确信，这是不可能的。沾染了这种空气的每个人都终将死去，即便那些偶然保住性命的人。死人固然成了死人，可其他所有人，如刽子手、思想家、帮凶、吹鼓手、视而不见者和推卸责任者，甚至那些在夜间咬牙切齿的人，也全都是大恐怖的牺牲品。由于遭受打击的方式不同，每一阶层均患上了不同的恐怖病，至今也未痊愈，无法过正常的公民生活。这疾病还会传代，子辈要为父辈偿还债务，或许直到孙辈方能康复，或更确切地说，他们的疾病会以另一种形式出现。
”反知识分子倾向是二十年代的遗产，应该让这一倾向寿终正寝。”
他忘记了，在我们这里，他们不需要任何疫苗便能把人除掉……
仔细读完这部小说的人一定会明白，集中营为何注定会在我们国家成为一种维持平衡的基本力量。
在被称作“叶若夫时期”的那段时间里，逮捕行动如同波浪，有潮涨也有潮落，有时或许是因为监狱里已人满为患，再也腾不出地方来关人，可是尚处于自由状态的我们却以为风头最紧的时候已经过去，一切都快到头了。每一桩案件之后，人们都会如释重负地长出一口气：好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此话的意思就是：谢天谢地，我的命好像是保住了····.·可是之后，新的波涛又会掀起，这些人还得拿起笔来写那些诅咒“人民公敌”的文章。关于那些已经被枪毙的人，这些人什么话都说得出来，其目的就是让自己随后不被枪毙······“斯大林不必去砍脑袋，”奥·曼常说，“那些脑袋像蒲公英一样会自动飞出去······”他第一次说这句话，好像是在读了柯秀尔的一篇文章之后，奥·曼得知，尽管柯秀尔写下那些文章，却仍然被抓了起来。
他不过是一只偶然生活在恐怖年代的可怜甲虫。人难道真的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吗？他的行为，甚至连他的性格，全都被时代所左右。时代会用两个指头夹起一个人，从他身上挤出时代所需的那一滴善恶来。
要知道，善良并非一种与生俱来的本性，它需要培养，而人们只有在需求善良的时候才会培养善良。
我们全都在息事宁人，我们沉默不语，希望被杀害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邻居。我们甚至不知道在我们中间谁是凶手，不知道有谁能仅凭沉默而获救。
”对于我们而言，善良是一种已经消失的老派品质，善人则近乎猛犸象。时代教给我们的一切，就是剥夺富农、阶级斗争、揭发他人、揭开伪装并在每一个行为中寻找阴谋，这一切能培养出各种品质，唯独培养不出善良。”
“在离开沃罗涅日的时候，奥·曼让娜塔莎销毁《颂歌》。许多人如今都建议我别提此诗，好让人觉得从未有过这件事。可我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真相便不完整了：双重生活是我们时代的一个绝对事实，任何人都难以逃避。只不过，有些人是在自己的住宅和别墅里编写此类颂诗，并因此获得各种奖赏。只不过，奥·曼是在绞索套上脖子时这样做的……阿赫马托娃则是在绞索套上她儿子的脖子时这样做的。有谁能因为此类诗作而谴责他们呢？！……”
后来我也常常想，当遭到殴打、被靴子踩踏的时候，是否应该发出哀嚎。保持恶魔般的高傲并用蔑视的沉默回敬刽子手，是否就更好呢？我认定，还是应该发出哀嚎。这不知自何处传来的可怜的哀嚎声往往会传进死寂的、几乎密不透风的囚室，这哀嚎声中就凝聚着人类尊严和生活信念的最后残存。一个人就是用这哀嚎在大地上留下痕迹，用这哀嚎告诉人们他的生与死。他在用哀嚎捍卫自己生的权利，向外界传导讯息，他渴望获得帮助，他在呼吁进行抵抗。如果身边再也没有剩下任何东西，那就应该发出哀嚎。沉默，则是真正的反人类罪行。
面对六十至七十年代的投降和滑坡，我们大家全部都有罪。我们因为自己的不服从所遭受的威胁越少，我们的罪责就越大。
什么人意识到了为果种目的而心甘情愿拒绝人道主义不会有好结果呢？是什么人知道宣称“无所不能”的我们正在走向一条死路呢？只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深知这一点，可是无人倾听他们。如今有人指责他们是“抽象人道主“，而在二十年代，每个人只要愿意都可以拿他们取乐。他们已不合潮流。他们被称为“弱不禁风的知识分子”，成为漫画对象。他们还常常被冠以另一人修饰语，即“软骨头的”。“弱不禁风者”和“软骨头”在三十岁左右的“新时代”支持者们那里毫无市场。首要的任务就是在文学中嘲笑他们。伊里夫和丕得罗夫完成了这一任务，他们让“软骨头们”住进了“乌鸦镇”。时间已抹去这此文学人物的特征，如今已无人会想到，那个死缠着抛弃了他的妻子不放的可怜白痴，居然是对一名知识分子之基本特性的典型化。一位六十年代读者在阅读两位野蛮人的这部天才之作时也绝对意识不到，他俩讽刺和嘲笑的究竟是什么人。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一部深刻得多的作品中，即埃德曼的《自杀者》，这部作品曾得到高尔基激赏，梅耶荷德曾打算将它搬上舞台····
他常说：“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只有在我们这里才有人爱诗，爱到因为诗而杀人。要知道，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因为诗而杀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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