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勃留索夫（-），诗人，小说家，剧作家，翻译家，文学评论家，是俄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象征主义诗歌的领袖和杰出代表。
——每天分享短篇小说
?ChinHShin
南十字星共和国
（俄）瓦·勃留索夫
刘开华译
最近，出现了一系列描述降临到南十字星共和国的可怕灾难的报道。它们相互之间有很大出入，讲述了不少明显虚构和不可置信的事情。看来，这些报道的撰写者过于相信星城获救居民的证词了，而这些居民，众所周知，都患了精神失常症。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汇总我们所掌握的有关南极地区爆发的悲剧的所有可靠资料，并认为这是有益和及时的原因之所在。南十字星共和国是四十年前由坐落在南极地带的铸钢厂托拉斯组建成的。在致整个地球上各国政府的通告中，新国家表达了对南极圈内大陆的和岛屿上的所有土地及这些土地超出上述范围的所有部分的要求。它表示，这些土地它准备向那些认为它们处于自己保护之下的国家手中购买。新国家的要求没有遇到世界上十五个大国的反对。关于某些完全位于极圈外、但与南极地带紧密连接的岛屿的争论问题，需要签订单独的协定。在履行了各种手续之后，南十字星共和国被接受到国际大家庭中，它的代表派驻到各个国家中。取名为星城的共和国主要城市位于极地中间。在地轴通过、所有经线汇集到一起的、想象中的点上，坐落着市政局大楼。经高耸于城市房盖之上的尖顶直指天底。城市街道由市政局起始，按经线辐射开来，而经线又与其他平行的圆圈相交叉。所有建筑物的高度和外形都是一样的。墙上没有窗户，因为建筑物是在内部用电照明的。街道也是用电照明的。由于寒冷的气候，城市上空安装了不透亮的顶盖和大马力的风扇，以不断改善空气循环。地球上的这些地方一年中六个月才有一个白天，也是六个月才有一个长夜，但星城的街道总是撒满明亮和谐的光。与此相仿，一年四季街道上的温度都人为地保持在一定水平上。根据最近的统计，星城的居民人数已达二百五十万。总人口为五千万的共和国其他居民集中在港口和工厂附近。这些居民点，也是由几百万聚集在一起的人构成的，其外部结构也类似星城。由于巧妙地运用电力，当地港湾的入口全年开放。高架电气铁路把共和国的居民点彼此连接起来，每天把几万人和几百万公斤货物从一个城市运到另一个城市。至于国家的内陆地区，则是荒无人烟。在旅行者的视线前面，车厢窗外一片单一的荒漠，冬天里完全是白色的，在三个夏季月份里长着稀疏的青草。野兽早已被杀绝，人在那里无以为生。与此相对照，港口城市和工厂中心区的紧张生活也就更令人惊讶。为了使人们对这一生活有个概念，只要说一下——最近几年地球上开采的全部金属的十分之七运到了共和国的国营工厂进行加工，这就足够了。就其外部特征而言，共和国的宪法仿佛是极端人民政权的体现。唯一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被认为是占总人口百分之六十左右的冶金工厂的劳动者。这些工厂是国家所有的。为工厂劳动者的生活不仅安排了所有可能的方便设施，甚至包括奢侈品。处于他们支配之下的，除了漂亮的房间和精致的桌子之外，还有各种教育机构和娱乐场所：图书馆、博物馆、剧院、音乐会、各种体育场馆，等等。一天的工作时间很少。对孩子的培养和教育，医疗与法律服务，举行各种宗教仪式，都是国家所关心的事。在满足自己的所有需求、消费甚至古怪的愿望方面都得到充分保障的国营工厂劳动者不领取任何薪金，但在工厂工作二十年的公民的家庭以及死亡的或工作期间丧失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家庭领取丰厚的终身养老金，条件是不离开共和国。从那些劳动者中，通过全民投票的方式选出代表进入共和国立法院，它了解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所有问题，但无权改变国家的基本法律。然而，这个民主的外貌掩饰着原托拉斯创建成员们的纯粹专制政权的暴政。在给予别人在立法院里的代表位置的同时，他们把自己的人选送到工厂经理的位子上。在这些经理们组成的委员会手中集中了全国的经济生活。他们接受全部订货，并把它们分配到各个工厂，他们领取工作所需的材料和机器，执掌工厂经济命脉。数以几十亿的钱款流经他们之手。立法院只是在提交给它的工厂管理收支表上盖个章，尽管这些表格的收支差额大大超出共和国的预算。经理委员会在国际关系上的影响也举足轻重。它的决定可以使一系列国家崩溃。它所确定的价格制约着整个地球上几百万劳动者的工资。同时，委员会对共和国国内事务的、尽管是不直接的影响，也总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实际上，立法院只是委员会的意志的忠实执行者。委员会之所以能把权力保持在自己手中，首先依靠的是共和国整个国家生活的无情规章制度。在自由的外表下面，对公民的生活进行了极严格的限定。共和国所有城市的建筑物都是根据法律规定的同一模式建造的。提供给劳动者的所有住室的装饰，虽然有奢华的地方，都完全是一样的。所有的人都在同一时间领取同样的食物。从国家仓库发给的衣服从没有变化，几十年来始终都是同一式样的。在固定时间从市政局发出信号之后禁止走出家门。国内所有的出版物都要接受严格的检查，任何旨在反对委员会专制的文章都不可能被放过。而且，整个国家都是那么确信这个专制的良好作用，排字工人自己就会拒绝排印批评委员会的文字。工厂里到处都是委员会的爪牙。稍一表现出对委员会的不满，爪牙们就会急忙在迅速召开的集会上用热烈的言辞说服产生怀疑的人们。共和国劳动者的生活为全世界的人所羡慕——这当然是最有力的证据。他们肯定地说：如果某些人始终不断地宣传鼓动，则委员会不会放弃政治凶杀的手段。至少，在共和国存在的这些年里，通过选举的方式，没有一个敌视托拉斯创建成员们的经理被选入委员会。星城的居民主要是由不再工作的人组成的。那是些，这么说吧，国家的食利者。他们从国家领到的钱使他们可以阔绰地生活。所以，星城被认为是世界上所有最快乐的城市中的一个，这是毫不奇怪的。对于各式各样的生意人和企业主来说，它是块宝地。全世界的名人都把自己的才华带到这里。这里上演过最优秀的歌剧、举办过最优秀的音乐会和展览会。星城的商店百货俱全，令人目不暇接。饭店——富丽堂皇，餐具雅致。淫窟以新旧世界发明的各种淫逸形式诱惑着人们。然而，政府的生活规章制度也在星城实行。不错，住宅的装饰与衣服的款式没有受限制，但在规定的时间之后不准外出的禁令照样有效。出版物受到严格的检查。委员会保持着庞大的密探编制。市面上由民卫队维持秩序，但与此同时还存在着无所不知的委员会的秘密警察。南十字星共和国及其首都的生活制度大致就是这样。未来的历史学家的任务是，研究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致命的流行传染病的产生和发展，这种疾病导致星城、或许整个年轻的国家的毁灭。最初的“矛盾病”病例是二十年前在共和国发现的。当时这种病具有偶然的单发病的性质。但当地的精神病医生和神经病医生对此很感兴趣，他们做了详细的描述，并在那时于勒哈斯举行的国际医学大会上宣读了几份有关的报告。后来，尽管在星城的精神病诊疗所里始终都有患上此病的人，人们却不知怎么把它忘掉了。之所以取了这样的病名，是因为病人们总是自己与自己的愿望相矛盾，他们想要一样东西，却说着和做着另一样东西。（此病的科学术语是——矛盾躁狂症）通常最初发病时只有相当不明显的症状，主要是失语症状。患者本想说“是的”，却说出“不是”；本想说几句温柔的话，却把交谈者臭骂一通，等等。与此同时，病人多半开始与自己和自己的行为发生矛盾：本想往左转，却转向了右边；本想把礼帽往上推推，好看得清楚些，却把它低低地拉到眼睛上……随着病情的发展，这些“矛盾”充斥了病人的整个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自然，由于每个人的个性特点不同，病症也是各种各样的。总之，病人的话变得不可理解，他的行为变得很荒谬。机体的生理方面的规范性也遭到破坏。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缺乏理智，病人们极其愤懑，经常达到狂怒的程度。许多人自杀了，有的是在疯狂发作的时候，有的则相反，是在神志清醒的时候。还有些人死于脑溢血。这种病几乎总是导致死亡的结局。康复的病例极少。矛盾躁狂症是今年年中在星城发展成流行传染性质的。在此之前，“矛盾病”患者的人数从未超过病人总数的百分之二。但这一比例在五月份（在共和国的秋季月份）突然激增到百分之二十五，并在随后几个月里持续增大，同时病人的总数也是这样急速增长的。六月中旬已有全体居民的百分之二，即大约五万人被正式确诊为“矛盾病”病人。在此之后的统计数字我们没有。医院里人满为患。医务人员立刻显得十分匮乏。而且医生及医护人员自己也患上了这种病。很快地病人们就无处寻求医疗救助了，确切地为患者们登记已成为不可能。此外，所有目睹者的证词都表明：七月份，没有病人的家庭已不复存在。此时健康人的人数不断减少，因为从城里，如同从感染鼠疫的地方，开始了大规模的迁移。而病人人数不断扩大。一些人断言：八月份留在星城里的所有的人都已患上精神失常症。——可以认为，这一说法是比较可信的。根据当地报纸可以看到流行传染病的最初表现，报纸把它们记载在越来越扩展的专栏“矛盾躁狂症”中。因为在疾病发生的阶段对它进行确诊十分困难，流行传染病蔓延的头些天的记述中有许多可笑的事情。发病的地铁售票员不收乘客的票钱，反倒付给他们钱。负责指挥街道交通的警察在一整天里把交通秩序弄得一塌糊涂。参观博物馆的人一边在大厅里走，一边把绘画作品摘下来，翻过来挂到墙上。经患病的校对员校过的报纸上，到处都是荒唐可笑的话。在音乐会上，患病的小提琴手突然用可怕的不协和音破坏了整个管弦乐队演奏的乐曲，等等。大量的此类事件为当地小品文作家独出心裁的巧妙报道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但另一性质的一些病例很快就把这股开玩笑的热潮止住了。第一个病例是这样：患有“矛盾病”的医生给一个姑娘开了一副致命的药，因而他的患者死了。报纸连续三四天报道了这个事件。在这之后，市幼儿园的两个阿姨在“矛盾病”发作时割断了四十一个孩子的喉咙。这一消息震动了全城。而当天晚上，在城市警察居住的房子里两个人推出一门速射榴弹炮，把霰弹劈头盖脸地射向正在悠闲散步的人们，死伤达五十人。此后，所有报纸、整个社会都大声疾呼：立即采取措施，制止流行传染病。市委员会和立法院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决定立即邀请外市及外国的医生，医院的规模，医院，并在各处为患有“矛盾病”的病人建立隔离间，印制并分发五十万本关于新疾病的小册子，上面应指出它的症状及治疗方法，在所有街道上设立专门的医护人员值班点，巡视私人住宅并提供急救，等等。还通过决议，每天在所有线路上派出专门为病人服务的列车，因为医生认为改变地点也是治病的一个较好手段。与此同时，各种私人团体、联盟、俱乐部也都采取了类似的措施。甚至还组织了特殊的“与流行传染病斗争协会”，其成员很快就做出了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行动。然而，尽管坚持不懈地采取了这些及其他措施，流行传染病的势头没有减弱，而且越来越强。它击倒了男女老幼、正在工作和正在度假的人、有自制力的和放荡的人。很快地整个社会笼罩黑暗着一片对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不可遏止、不由自主的恐怖。从星城的出逃开始了。最初，某些人，特别是一些高级官员、经理、立法院和市委员会的成员们急急忙忙地把自己的家眷送到澳大利亚和巴塔哥尼亚的南部城市去。紧随其后的是那些偶然来到这里的居民——自愿汇集到这个南半球最快乐的城市的外国人，各种行业的演员，各种生意人，妓女。此后，在流行传染病的新一轮浪潮中商人们也离去了。他们匆忙地卖掉货物或者抛弃自己的商店，让其听天由命。和他们一起逃走的有银行家们、剧院和饭店的老板们以及书报出版家们。最后轮到本地老居民了。根据法律，未经特殊批准，过去的工作人员禁止离开共和国，否则将有可能失去退休金。但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谁也顾不上这一威胁了。军队里开始开小差了。市机关的职员们跑了，民警局官员们跑了，医院的护理员们、药剂师们、医生们都跑了。逃跑的企望成为一种狂症。所有的人，只要能跑都跑了。电气铁路车站被巨大的人群包围了。火车票需高价购买，而且还得拼力才能得到。为获得只能装载十人的可操纵高空气球上的座位，人们付出所有家财……在火车离站时，一些新的乘客挤进车厢，无论如何也不肯离开争取到的地方。人们截住一列列专为病人装备的列车，把病人从车厢里拽出来，然后占据他们的床铺，用武力强迫司机开车。共和国所有的铁路机车自五月末起只在连接首都与港口的线路上运行。从星城驶出的列车超载行驶，乘客们站在各种通道上，有的人甚至站在车厢外，尽管在现代电气机车高速行驶的情况下这有因喘不过气而死亡的危险。澳大利亚、南美洲和南非的轮船公司把共和国的迁移者们运送到其他国家，大发横财。两个南方高空气球公司完成了大约十次飞行，从星城运送出最后一批行动缓慢的亿万富翁，也没少赚……相反，在驶向星城的方向上火车几乎是空载，无论付多少钱也找不出愿意去首都工作的人。只是偶尔有一些极古怪的旅游者、强烈刺激的爱好者去过染上瘟疫的城市。已计算出，从迁移开始至火车停止正点运行的六月二十二日，在六条铁路线上，从星城共出走一百五十万人，即全体居民的三分之二。市委员会主席奥拉斯·基维尔以其精明强干、意志力和勇敢，为自己赢得了永恒的光荣。在六月五日举行的紧急会议上，市委员会征得立法院和经理委员会的同意，授与基维尔以司令官的名义对城市实行专制的权力，把全市的资金、民警和企业都交给他支配。在此之后，政府机关和档案都从星城转移到北方港口了。基维尔的名字应该用金字载入人类最高尚的名字中间。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他与城内日益严重的无政府状态进行斗争。他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批同样具有忘我精神的助手。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使在共同的灾难面前充满恐惧的民警和市职员们保持纪律，服从命令。几十万人获救应归功于基维尔，由于他的毅力和指挥能力，他们才得以离去。他减轻了另外几千人在最后的日子里的痛苦，使他们不是在疯狂的人群践踏下，医院里，在精心护理下死去。最后，他为人类保留了整个灾难的大事记，因为无法用另外的词来称谓他每天数次从星城发往共和国政府临时驻地北方港的那些简短但内容充实、确切的电报。基维尔就任司令官后做的第一件事是试图安抚惶惶不安的人心。他发布通告，指出精神传染病最容易波及情绪紧张的人身上，号召健康、稳重的人以其威信影响虚弱的、神经质的人们。他同“与流行传染病斗争协会”取得联系，并在它的成员中间分配了所有的社会场所、剧院、会场、广场、街道。在那些日子里，几乎不到一小时就能在任何一个地方发现发病病人。到处都能看到一些或一群行为不正常的人。立即寻求帮助的愿望方要表现在明白自己状况的病人身上，但在失常精神的影响下，这种愿望表现为对站在附近的人的某些敌对行为。病人想赶紧回家或去诊疗所，可实际上却惊恐地朝郊外跑去。他们想请求别人的帮助，却抓住偶然路过的行人，扼杀他们，打他们，有时甚至用刀或棍子把他们打伤。所以，当患上“矛盾病”的人一走到跟前，人们立刻撒腿就跑。正是在这时，“协会”成员们赶来帮忙。他们中的一些人控制住病人，使他平静下来，把他送到附近的诊疗所；其他的人竭力开导人们，向他们解释：没有任何危险，发生的只是一个新的不幸，所有的人都应尽力与这不幸做斗争。在剧院和会场上，突然发病经常导致悲惨的结局。在歌剧院里，几百名观众群体发生精神错乱，他们本应向歌手们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却扑上舞台，痛打他们。在大剧院里，一个突然发病的演员没按自己的角色自杀，却向观众厅里连发数枪。当然，手枪里没有装子弹，但由于神经紧张，观众中许多身上已潜伏着病灶的人发病了。在骚乱中，自然发生的惊慌由于精神错乱者的“矛盾”行为而加剧了，几十人被打死。但最可怕的是烟火剧场中的事件。派到那里去监视防火安全的市警察局值勤人员在疾病发作时点燃了舞台和那些决定灯光效果的纱布。在火中及拥挤践踏中死亡的人数不少于二百。这一事件后，基维尔命令在全城停止一切戏剧和音乐演出。强盗和小偷对居民们形成巨大危险。他们在一片混乱中为自己的活动找到了大量可乘之机。人们确信，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在这段时间里从国外来到星城的。一些人伪装精神错乱，以便不受惩罚。另外一些人甚至不认为用伪装来掩饰公开抢劫是必要的。一群群强盗大胆地进入被抛弃的商店，带走最值钱的物品。他们闯入私人住宅，索要金子。他们拦截行人，抢走珠宝、手表、戒指和手镯。除抢劫外，还有各种形式的暴力，首先是对妇女施行的暴力。城市司令官派出不少警察巡逻队与罪犯作斗争，但他们却不敢进行公开的战斗。曾发生这一些可怕的事情：警察中间或强盗中间突然出现患“矛盾病”的人，他们掉转枪口对准自己的同志。一开始司令官把捉到的强盗遣送出城。然而，公民们却把他们从囚禁车厢里解放出来，以占据他们的位置。所以，司令官被迫判处抓获的强盗和强暴者死刑。这样，在中断近三个世纪之后，地球上又恢复了公开的死刑。六月份，城里开始匮乏日用必需品。食品不足，药品不足。铁路运输开始减少，城里几乎停止了一切生产活动。基维尔建立了城市面包房，向所有居民分发面包和肉。按工厂过去的食堂模式，市内设立了大众食堂。但无法找到在里面工作的足够人员。志愿服务人员工作得筋疲力尽，他们的人数在减少。市火葬场昼夜不停地熊熊燃烧，但停尸房里的尸体数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不断增加。开始在街上和私人住宅里发现尸体。市中央企业、市电报局、电话局、供电局、自来水公司、下水道公司里的工作人员也越来越少。令人惊讶的是，基维尔怎么来得及到各处去。他转载请注明：http://www.mengmaxianga.com/blsd/6034.html
